從2004年開始我國執行新的農業補貼政策，農資綜合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良種補貼等一系列補貼政策的出臺有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民的投入進一步增加，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增強，農產品產量全面提高，農業經營結構得到改善。”這些效果，來自寧夏的孫貴寶委員都很認可，但農業補貼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也讓他不斷思考：農業補貼，到底怎么補，效果更好？

　　農業補貼結構不合理農民實際受益不多

　　在孫貴寶看來，我國農業補貼缺乏長遠目標，規劃與安排缺少長期性。實踐中，農業補貼結構不盡合理，農民在補貼中實際獲益不多。“我國的農業補貼政策涉及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全過程，但具體到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各環節和各類別，所得到的補貼資金數額又不多。而且，農業補貼大多數用于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和農產品購銷環節上，使農民難以從農業補貼政策中直接獲得實惠。”此外，農業補貼手段和方式比較單一，也影響了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

　　王濟光委員也有同樣的判斷。他說，農業補貼政策定位不準，使農業補貼空間利用不充分。WYO“綠箱”政策支持中的“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收保險計劃”、“農業資源儲備補貼”、“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等4項農業補貼在我國現行農業政策體系中尚屬空白；“黃箱”政策正在從以價格補貼為主轉向直接補貼轉變，但對8.5%的補貼空間利用還不充分。而農業補貼結構不合理，也讓農業補貼的作用難以集中發揮。政府服務中對農民培訓的支出比例較低，農業技術推廣力度不大，市場營銷服務未明確給予補貼性支持，檢驗服務難以滿足農產品進出口及國內生產的需要。

　　建立公開透明的補貼法律體系變間補為直補

　　如何讓農業補貼發揮更好的作用？兩位委員都提到了立法的必要性。孫貴寶認為，要建立和完善農業補貼法規，用明確的法律規范和約束機制保證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更好地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王濟光則表示，應明確農業補貼制度納入法制管理軌道的方向，加快我國農業補貼制度的立法進程，建立公開透明的農業補貼法律體系。

　　具體到實際操作，孫貴寶建議，繼續調整農業補貼結構，逐漸放棄間接補貼方式，將直接補貼作為農業補貼的主要方式。把補貼資金直接投入到生產領域中，讓農業生產者直接受益。建立以目標價格為核心的反周期補貼制度。發揮市場在糧食價格中的杠桿作用和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從組織管理層面，王濟光認為，應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發放的監督機制，充分利用全面免收農業稅的有利時機，加快鄉鎮機構改革，建立精簡、高效、服務性的基層政府，減少補貼資金流失。同時，加快發展各種農民組織，作為政府與農民之間溝通的有效載體，增強在農業補貼問題上政府與農民的溝通，形成共同選擇，通過其實施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措施，降低運行成本，提高補貼資金的運行效率。